长春巷子里两百块钱的爱情,旧胡同两百元情缘往事
长春巷子里的路灯忽明忽暗，我把两张皱巴巴的百元纸币塞进阿婆的搪瓷杯里。她掀开棉布门帘，我跟着她走进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。这就是两百块钱能换来的，在这个城市最后的老巷里。
梅子蹲在煤炉前熬中药，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她抬头时，右脸的疤痕被灯光照得发亮。“坐吧，”她说，“等我把这服药煎好。”我在唯一的木椅上坐下，看着她用蒲扇轻轻扇火。药香混着霉味在屋里盘旋，像某种陈年的记忆。
旧胡同的日与夜
后来我常去那条巷子。早晨卖豆浆的吆喝会把整条巷子叫醒，傍晚总有老人在槐树下唱戏。梅子的屋子在最深处，窗外是纵横交错的晾衣绳，挂满邻居家的床单衣裳。她说这条巷子很快要拆了，每扇墙上都用红漆画着圈，里面写着“拆”字。“你总来做什么呢？”有次她问我，“这地方不值得花那么多钱。”
我没告诉她，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在这个城市崭新的写字楼里，我每天要对客户说叁百多句“您好”，却找不到一个能安静对坐的人。而在她这间漏雨的小屋里，我们可以整晚不说话，只听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。
她右脸的疤是小时候烫伤的。那会儿家里穷，冬天取暖的火盆翻倒，一壶刚烧开的水全泼在脸上。她说这些时很平静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“从前也有人说过要带我走，”她笑了笑，“后来巷口那家理发店搬走了，他也再没回来。”
瓦片上的月光
某个夏夜特别热，我们爬到屋顶乘凉。瓦片还残留着白天的余温，整条长春巷子在月光下像幅褪色的水墨画。“你看，”她指着远处，“那边就是新建的购物中心，亮得像不夜城。”而我们所处的巷子沉浸在昏暗中，只有零星几盏灯。
她说起童年在这片屋顶上追猫，说起每家每户的故事。卖馄饨的李伯去年走了，修鞋的董婶搬去和女儿住了。“这巷子就像个快要散场的戏院，”她轻声说，“观众都走光了，只剩下几个不肯卸妆的演员。”夜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，那道疤在月光下变得柔和。我突然觉得，这两百元换来的，或许是这座城市最后一点真情。
那晚我们并排躺在斜斜的屋脊上，数着偶尔划过夜空的飞机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像在哼一首忘词的歌。我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，只觉得这条快要消失的巷子，比外面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真实得多。
最后一次去时，巷口的围墙已经砌起来。挖掘机在巷子另一端轰鸣，震得窗棂嗡嗡作响。梅子递给我一个护身符，“在庙里求的，保平安。”她笑了笑，眼圈有点红。我依然留下两百块钱，这次她没推辞。走出巷子时回头，看见她站在斑驳的“拆”字下面挥手，身影单薄得像张旧报纸。
如今那里变成了美食广场，霓虹灯招牌亮得晃眼。我偶尔还会路过，却再也找不到那条弯弯曲曲的巷子。只有钱包里那两张变软的百元纸币，和一个小小的护身符，证明那段长春巷子里两百块钱的爱情确实存在过。旧胡同两百元情缘往事，就这样被封存在钢筋水泥之下，成了只有我记得的秘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