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汉附近200块钱的爱情,江城边缘两百元的温情
江城边缘两百元的温情，听起来像是个荒诞的都市传说。可当我真正走进这片位于城市褶皱里的出租屋区，才明白这两百元背后沉甸甸的分量。
巷子窄得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肩，晾衣绳横七竖八地牵着，挂满褪色的工装。炒菜的油烟味和楼下五金店的铁锈味混在一起，成了这里独有的气息。我是在巷尾的修鞋摊认识老陈的，他正给一双高跟鞋换底，针线在粗糙的手指间穿行得像条游鱼。
两百元是一个月的屋顶
老陈的修鞋摊后面，就是他和妻子阿梅的家。十平方米的屋子，墙皮斑驳得像张旧地图。但窗台上的薄荷长势很好，绿得晃眼。“两百块？”老陈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，“刚来武汉时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月的房租。”
那是十二年前的夏天，两人从孝感农村来武汉打工。老陈在建筑工地绑钢筋，阿梅给附近餐馆洗碗。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，他们兜里只剩下两百叁十七块五毛。找了叁天，终于在城中村找到这间月租两百的板房。那天晚上，他们用剩下的钱买了五个馒头，就着白开水吃。阿梅说，那是她吃过最甜的馒头。
现在老陈的鞋摊每天能挣七八十，阿梅在超市做理货员。他们早就能租更好的房子，却始终没搬走。“这屋里啊，”老陈摸着斑驳的墙皮，“每一道裂缝都记得我们怎么熬过来的。”
缝纫机哒哒响到深夜
阿梅的记忆里，最鲜亮的是那台二手缝纫机。婚后第二年，她怀孕了，不能再出去做工。老陈花二十五块钱买了台旧缝纫机，阿梅就接些缝补的活儿。怀孕八个月时，她还在踩缝纫机，给隔壁打工妹改裙子。哒哒的响声每天持续到深夜，像在编织一个模糊的梦。
孩子出生那天，老陈还在外面给人修鞋。邻居跑来报信时，他扔下锥子就往医院跑。在产房外，这个很少流泪的男人蹲在墙角哭了。护士出来说生了个女儿，他抹把脸，从兜里掏出一对小小的银镯子——用给人修了叁天皮鞋换来的。
女儿今年十岁了，在民工子弟学校读书。她说长大后要当医生，“这样爸爸妈妈以后生病，我就不用愁医药费了。”这话让阿梅躲在卫生间哭了半小时。武汉附近的出租屋里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，像江滩的芦苇，一岁一枯荣。
如今的武汉附近200块钱的爱情，已经很难找到月租两百的房子了。城中村拆的拆，改的改，高楼一片片立起来。老陈说，旁边那栋写字楼底下，原来全是和他们家一样的出租屋。现在那些打工的兄弟，只能租到更远的郊区去了。
但总有什么是拆迁队拆不掉的。比如老陈每天收摊时，一定会绕路去买阿梅最爱吃的豆皮。比如阿梅总在老陈的工具箱里偷偷塞两个橘子。这些瞬间不值钱，却让逼仄的出租屋变得明亮。江城边缘的温情，从来不在房子的新旧，而在相濡以沫的每一天。
夕阳西下时，我告别老陈夫妇。巷口有刚下班的情侣，共用一碗热干面；阳台上有晾衣服的夫妻，为水费拌着嘴。这些细碎的日常，构成了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底色。武汉附近200块钱的爱情，或许正在消失，但它所代表的那种相守，依然在每盏亮起的灯火里延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