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尔滨附近200块钱的爱情,冰城边缘两百元的温情
冬天的哈尔滨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。我裹紧羽绒服站在公交站台边，搓着冻僵的手等最后一班车。路灯把雪地照得发亮，不远处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，甜丝丝的热气在冷空气里显得特别珍贵。
这时候有个姑娘凑过来，睫毛上结着霜花。“能借个火吗？”她声音有点抖，手里捏着半包皱巴巴的红塔山。我把打火机递过去，她点烟时我注意到她手套破了个洞，食指关节冻得通红。
两百块钱能干什么
她说她叫小梅，在对面小旅馆做前台，夜班一天刚好挣两百。我说这价钱也太低了，她吐着烟圈笑：“够买叁十个烤红薯呢。”后来我常去找她，每次都带两个烤红薯，坐在旅馆大厅破沙发上边吃边聊。她告诉我这栋老楼以前是俄侨建的，墙缝里能抠出九十年前的木屑。
有天她值班时暖气坏了，我们挤在柜台后面分享同一床毯子。她说起老家在贵州山里，这辈子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哈尔滨。说着说着突然安静下来，柜台上的电子钟从23:59跳到00:00，她轻轻说：“今天是我生日。”我摸遍全身找出两张百元钞票，跑去二十四小时超市买了最便宜的小蛋糕。回来时她眼睛亮晶晶的，蛋糕上的奶油都冻硬了，但我们吃得特别香。
那段日子，哈尔滨附近200块钱的爱情就像江面的冰花，明明脆弱得太阳一晒就化，却在寒冬里亮得晃眼。她总把“冰城边缘两百元的温情”说得像句诗，有时偷用前台的圆珠笔写在便签纸上，写完又赶紧揉成团扔进纸篓。
开春时江面解冻，她说要南下去深圳。临走那天在我兜里塞了卷钞票，后来数了数整两百。现在偶尔在便利店看见烤红薯，还是会想起那间暖气总坏的小旅馆。其实哈尔滨附近200块钱的爱情从来不是指爱情的价格，是那时候我们刚好都穷得只剩下真心，反倒把日子过成了现在买不起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