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兰附近200块钱的爱情,边境小镇百元情缘
那个飘雪的傍晚
普兰的傍晚来得特别早，刚过五点，天就暗下来了。我裹紧羽绒服，踩着吱呀作响的雪往镇子东头走。路边有家亮着暖黄色灯光的藏餐馆，木门上的铜铃被推得叮当响——就是这儿了。
老板娘卓玛系着褪色的围裙，正往炉子里添牛粪饼。看见我进来，她用沾着面粉的手指了指墙角的空位：“酥油茶还热着。”我搓着冻僵的手坐下，发现对面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。他面前的木碗里，青稞酒只剩个底儿。
“小伙子从哪儿来？”老人突然开口，汉语带着浓重的康巴口音。听说我是来采风的，他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：“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对于普兰附近200块钱的爱情。”他边说边从藏袍内袋掏出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的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姑娘梳着两条乌黑的长辫。
叁十年前的约定
“那是1993年冬天。”老人抿了口青稞酒，“我退伍回家，在普兰汽车站遇见她。她蹲在站台角落里哭，装着学费的布包被偷了——整整二百块，那时候可是大数目。”
他把退伍安置费抽出一半塞给姑娘。姑娘死活不肯要，他只好说：“算我借你的，等你工作了再还。”他们互相留下地址，约定每年冬天在普兰见面。第一年，姑娘真的来了，带着攒了一年的一百块钱。他没收，说剩下的等她毕业再还。
往后每年冬天，他们都会在这家藏餐馆见面。有时聊十分钟，有时能坐一下午。姑娘总说“一定要还清那二百块”，可他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推脱。边境小镇百元情缘就这么延续了七年，直到姑娘毕业去了拉萨工作。
炉子里的牛粪饼啪地爆出火星，老人停下叙述，久久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。卓玛拎着铜壶过来添茶，轻声对我说：“他每年冬天都来坐同样的位置。”墙上老式挂钟的钟摆来回晃动，像在数着逝去的时光。
等不到的第八年
2000年冬天特别冷，老人说到这儿时声音有些发颤。姑娘来信说今年终于攒够了钱，要回来把债还清。可暴雪封山，班车在冈底斯山麓出了事故。救援队找到她时，发现她怀里紧紧揣着个红布包，里面是八张崭新的百元钞，还有张字条：“终于能堂堂正正站在你面前了。”
“其实第一年我就知道，”老人摩挲着照片，“她丢的根本不是学费。她阿爸重病，那二百块是卖血换的药费。”他早就看穿了这个拙劣的谎言，却始终没有拆穿。每年见面时，他都故意把退伍金说得很丰厚，让她安心用那些钱。
窗外传来转经筒的铃铛声。老人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收回怀里，轻声说：“那二百块，她到最后都觉得是笔债。”可在他心里，这早就是段完整的边境小镇百元情缘，从第一年冬天她红着脸递还第一张钞票时，就是了。
我走出餐馆时，雪下得更大了。回头望去，老人还坐在窗前，身影在暖黄灯光里显得格外孤单。或许他等的从来不是还钱，而是某个雪天里，那个扎着长辫的姑娘还会推门进来，笑着说：“我来还第二百块钱了。”铜铃在风中轻轻响着，像在回应叁十年前那个冬天的约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