界首巷子里两百块钱的爱情,小巷深处两百元情缘
界首巷子深藏在老城区的东南角，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，两旁的白墙黑瓦总带着潮润润的水汽。巷口修鞋的老张头说，这条巷子最懂人间。
那天下午四点半，斜阳刚好擦过马头墙的飞檐。我在巷子第叁家裁缝铺门口看见了小梅。她蹲在门槛上缝补一件褪色工装，针脚细密匀称，头发松松挽着，露出半截雪白的脖颈。阿明站在她影子里，小心翼翼从裤兜掏出个红绸包：“两百块，够扯块好布料给你做件新衣裳。”
小梅的针线停住了。她看见绸包上沾着水泥灰，阿明的指甲缝里也有。那是他在码头扛包，一袋袋扛出来的。巷子尽头传来卖豆花的吆喝声，梆子敲得笃笃响。
红绸包里的春天
“你傻不傻？”小梅的声音像浸了梅子酒，又甜又涩。她把绸包推回去，阿明的手却铁钳似的纹丝不动。两百块钱在十年前可不是小数目，能买八十斤猪肉，或者给裁缝铺交叁个月房租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两百块钱原本是阿明去深圳的路费。他表叔在那边开了家电子厂，说一个月能挣六百。可小梅的奶奶咳了一整个春天，中药罐子每天都在咕嘟咕嘟地响。
裁缝铺的陈姨跟我念叨这事时，手里的熨斗正滑过一件西装的前襟：“小姑娘当晚哭湿了半个枕头，第二天却买了只老母鸡炖汤。”蒸汽腾起来，模糊了玻璃窗上“精工细作”四个字。那只鸡花了她半个月工钱，而阿明到底没去成深圳。
如今想来，那两百块钱从来不是钱，是他们在逼仄生活里互相推让的一小块天地。就像巷子两侧晾衣杆上永远在飘荡的衣衫，左边是他的蓝工装，右边是她的花布裙，在风里偶尔会碰在一起。
阿明后来在巷口开了家五金店，小梅把裁缝铺盘了下来。有次我去配钥匙，看见柜台玻璃板下压着那张褪色的红绸，旁边是他们的结婚照。照片上小梅穿着红缎子旗袍，阿明说那料子正好用了两百块。
黄昏时我又经过界首巷子，五金店的砂轮溅出金红色的火星，裁缝铺的缝纫机嗒嗒作响，两种声音在渐暗的天光里意外地和谐。卖豆花的梆子声还在巷子里转悠，只是敲梆子的换成了老张头的孙子。
或许每条巷子都有这样的故事——不是惊天动地的传奇，只是两百块钱里藏着的温柔。那双沾满水泥灰的手递出的不是钱，是掰成两半的命。而缝纫机踏板起落间，踩出的都是日子的针脚。
晚风掠过巷尾那棵老槐树，吹落几片叶子，正好落在小梅刚晾出的新旗袍上。那旗袍的料子，是上月阿明从杭州捎回来的真丝，早就不止两百块了。